我于1958年初加入湖北省教育学会，成为一名个人会员。从那以后，到1996年换届卸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职务，省教育学会一直是我从事教育学研究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几乎伴随着我在职工作的整个过程（“文革”期间中断了十年）。在工作上和同志关系上的感受还是很开心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但有几件事情还是令人留恋、回忆起来有一番滋味。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迎接新中国华诞60周年之际，兹将记得起来的几件事情寄写成文字，以飨诸位同仁。

 下乡一个月  胜读十年书

 1958年上半年，为了克服教育部门在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探索我国自己的办学道路，全国掀起了一场“教育大革命”和“教育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在这种大气候下，由湖北省教育厅下达任务，省教育学会主持，以华中师院教育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武汉师专教育心理教研室教师等为骨干力量，组织了上百人的教育调查团，下分几个组，前往湖北荆州、襄阳、孝感、咸宁等地区，进行全日制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农民教育普及的大调查。

 我和王道俊老师、周镐老师、臧蔚然老师及教育系三、四年级部分学生被编为荆州地区农村教育调查组。大约是6月中旬，我们从学校出发，到该地区的天门县小庙乡和荆门县后港镇农村各搞了十来天的基层调研，最后全团各组集中到孝感师范学校，举行现场汇报大会。七月底结束活动，前后历时一个多月。

 调查组师生到所调查的地方，先听县政府教育局介绍基本情况，随后直接深入到调查点，住在乡政府的简易旅社，白天同农民们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跟社员交朋友，个别交谈。晚上或上门访问，参加农民夜校教学活动或开座谈会。待情况摸清楚后，就聚集在乡政府办公室或当地小学，集体讨论、写调查报告。

 天门小庙乡是一个棉麦产区，合作社社员的生活比较富裕，他们从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起，就注意组织农民社员结合集体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不仅合作社能建立起一套比较有效的管理运作制度，而且在推广棉麦新品种、使用农药化肥、实行科学的田间管理上也走在全县的前面，棉麦产量连年上升，人民收入增加。1956年被共青团中央授予“文化乡”的光荣称号。在调查中，我们所接触的农民社员，情绪都比较愉快，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高。多数社员都反映，解放后，建立合作社，恰恰遇到1954年大水灾，再也不用逃荒流落他乡敲“三棒鼓”讨饭。现在的生活不仅有保障，而且得到显著的改善。他们开展扫盲识字，搞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学习，由县里派有专门的协理员驻社指导，编有专用教材。他们学政治，主要是平时听乡广播站有线大喇叭广播，在集体劳动中则是抽点时间（或在休息的时候），在田头地角听文化程度较高的社员读报。学文化，主要是扫除文盲，认识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杂字。他们不用汉语拼音，而是由教员写成名词卡片贴在屋子里面各种实物上，例如“大门”、“堂屋”、“厨房”、“牛栏”、“猪圈”；“锄头”、“耙子”、“镰刀”、“叉子”；“灶”、“锅”、“碗柜”；“床”、“桌子”、“凳子”等等，接触或使用这些东西就认字。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主要是由组长先去乡农技站学会，回来再到田间现场，结合操作实踐现教现学。这里办有农民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夜校，是在农闲季节才开展活动，农忙时，间隔的时间长些，最忙时就停下来。他们的考试测验，主要由组长执行，以口试为主，看谁对党的农业政策理解得好、字认得多，农田操作符合要求等等。 这种“三结合”的教育形式是我们在学校里、在书本上从未见到过的，颇为生动实际，真是大开眼界。

 荆门的后港地处长湖北岸，是一个产水稻的集镇。这里的经济水平不及天门小庙，但人们“战天斗地”的精神面貌同样令人瞩目。这里原是一个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高发区，从前村镇上不少人下肢肿得像大象的脚、或者挺着一个大肚子。当地流行有一首顺口溜，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两句：“铺子坪的人，肚子先进门”。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他们集中一定的社员劳动力，连续奋战几年，消灭传染病源虫的载体――钉螺，实行合作医疗、防治结合，基本上消灭了这两种病。我们调查时，只见到一位农民的左脚还是粗的，正在积极治疗中。他们也是春夏秋季结合农田生产、冬季结合治理传染病源（主要是深翻湿地、铲除寄生虫温床）开展农民的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学习。他们的常年农民学校，冬季集中多学一点，夏忙时少学一点，见缝插针分散学习。这种办法颇有成效。

在孝感召开现场汇报大会，除了几个调查组相互交流调研成果之外，还参观了孝感高中和孝感师范办的“教育大革命展览”、听沙市三中、孝感三汊埠中学的经验介绍，内容十分丰富。在这样的场合里，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吸取营养，当然也担负一些诸如校对文稿、分发材料 、做记录、写简报等等具体工作，还是很忙的。这次调查不仅使我初步接触到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而且激发和培养了我对调查研究的强烈兴趣，有机会学习和运用调查研究的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真刀真枪地锻炼了一回作为文科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使我终身受益，永久怀念。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花絮：在孝感现场汇报大会快要结束时，学会秘书处写好了一篇综合性的通讯报导投稿《湖北日报》，附有一张照片。可是这张照片没有写文字说明，被拿了回来要求补写。学会秘书吕义声老师临时找到我，要我立即就写，我推不掉，马上写了几句说明词，用“下乡一个月，胜读十年书”作为这张照片的标题。《湖北日报》及时刊登了这张照片及说明文字和标题，后来还给我寄来2角7分钱的“稿费”。我拿到有生以来这第一笔稿费，买了一双短袜，穿在脚上，很是高兴一阵子。

 《湖北教育十年发展史》问世

 为了反映湖北地区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展示教育建设的巨大成就，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在省教育厅领导倡议、指导和有关院校的支持下，湖北省教育学会于1959年初就组织专门班子，着手编撰“湖北教育十年发展史”。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编写组由当时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邵达成同志负责领导，从省教育厅、华师教育系、武师教育心理教研室和湖北大学等单位抽调了8名干部教师、集中在华师教育系办公。从2月中旬开始，到9月中旬完成，历时七个月，最后以《湖北教育十年发展史》为书名，落款为“湖北省教育学会编”，印1000册，呈送有关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以及有关院校内部存用，一直没有公开发行。

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北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历史专著，全书十多万字。

该书除概述外，主要内容按历史顺序分为“国民经济时期”、“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和“大跃进时期”三大篇。每篇之下则按照实际情况分为若干专题。由于各个历史阶段工作重点不完全相同，所以各篇内的专题并不一样。各篇既有发展过程的交代，又有大量历史事实和数据统计作证，同时还有对经验教训的简要概括和评论。

湖北省教育厅对编撰这本书十分重视，选派熟悉情况的干部参加编写组的工作，介绍情况、解答疑难问题，承担具体编写任务。同时，将教育厅自1949年解放以来的全部档案卷宗送到编写组办公室，供编撰者详细阅读、研究、摘抄和引用，极大地方便了撰写工作。我们编写人员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广泛、系统又极具专业性地研读过非常完整的政府档案资料 。直到如今，我个人还是认为：依据这些最原始的文献资料而写成的“教育发展史”，确是一本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书籍。尽管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影响，在观点和评论上不可避免有明显的失误和片面局限性，但从史料和数据上看，该书还是如实记录了新中国头十年湖北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巨大成就的。

成书之后，组织上又责令我执笔缩写了一份《湖北省教育事业十年发展成就展览大纲》，提供给省里在首都北京举办“国庆十周年湖北教育成就汇报展览”的工作小组，作为构思和取材的依据和参考。接着又由旷习模同志和我共同执笔，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来的湖北教育》的论文，在华师教育系和省教育学会1959年学术年会上作交流，进一步宣传湖北省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书成付印之际，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困难时期，为了节约，只好用质量很差的纸张。大多数都是平装本，只有少量的将封面换成硬板纸，称之为“精装本”，呈送上级领导，我因为是编撰组成员，所以得了一本“精装本”。这本书一直留在手边，在往后的课堂教学中还不时引用其中的资料，联系湖北的实际，学生听了感到生动、亲切。可惜的是我退休后，经过几次清理杂物，处理了一大批旧书，旧资料（送给教育系资料室、送给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卖废纸），不幸丢失了。现在估计，大概在湖北省图书馆、省档案馆、省教育厅、华师教育系、武师教育管理系等单位的资料室，可能还有存书。

  省教育学会恢复组织 开展活动

 “文革”期间，教科文卫领域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破坏，所有学术团体被迫一律停止活动，组织名存实亡。粉碎“四人帮”后，春风吹进了思想文化园地。为了满足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要求，促进学术事业的复兴与繁荣，湖北省委及时抓紧时间，着手恢复原有的各种学术社团组织，鼓励大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湖北省教育学会的恢复，最初是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省社联”）恢复筹备组举行的一次综合性的规划会议开始启动的。

1978年5月的一天，时任华师教育系副主任的董宝良同志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要我去参加省社联筹备组主持召开的恢复学术团体组织与活动的规划会议。我们学校是由科研科长杨健同志带队，由政教系、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等文科各系各派1－2位同志参加。会议是武昌彭刘杨路武昌体育场会议室举行，为期三天。会上除了我校还有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师院等设有文科专业的高等院校的代表。其他文科专业不同单位的代表都有好几个，唯独教育专业只有我一个人。在此之前，我仅仅是省教育学会的一个普通会员，对学会的情况了解不多，在这个会上没有条件与其他单位相同专业的人共同商量，实在是困难，但是华师领导和这次会议的领导都鼓励我大胆工作，有问题就多回校汇报请示。我这次真是开了一回“跑会”，在华师和大会之间来回穿梭。

 筹备大会先由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联主席密加凡同志作动员，他讲了恢复社联及其所属各学会的重要意义，着重强调这次会议要拿出各个学会恢复组织、开展活动的具体方案：同时希望大家对省社联的恢复提出建议和要求。接着由原省社联秘书长柳佑同志对编订各学会的恢复方案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参考性建议。大会动员后，就按专业将各单位派来的代表编成若干小组，讨论拟定各自学会的恢复组建计划。教育学会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在会上讨论，于是就回华师找董宝良同志商量，他还要我直接向华师副院长，原省教育学会会长郭抵同志和华师教务长承嘉猷同志汇报请示。郭抵同志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教育学会的领导班子要有省教育厅、有关院校领导和从事教育学术工作的专家学者参加；二是学会的会员既要有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又要有省市县各级行政人员、教研人员、中小学教师。以后的学术活动，也要有教育部门各方面的人写文章、发言研讨，不能由少数单位包办、少数人唱戏。他的这些意见非常中肯。我根据诸位领导的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个有关省教育学会恢复组织、开展活动的计划草案、经杨健同志过目后，向大会作了汇报发言。

 我在汇报发言中除了一般地介绍外，着重讲到恢复组织后，省教育学会建设发展的一些设想：团体会员除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教育教研室外，还将吸收中等师范学校教育教研室，省、地、县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室，重点中小学等单位参加；个人会员将会扩大到有研究能力的中小学、幼儿园、盲聋哑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人数可能达到几百上千人。这时，主持会议的密加凡同志非常高兴地插了一句话：“唉呀，你们省教育学会的会员有这么多，那你们将来就会成为湖北省社联里面的第一大学会了！”

 筹备恢复的规划工作会议结束后，省社联集了各专业组拟定的计划、整理了一份综合性的文件。紧接着召开了有各大专院校党委书记、院校长参加的会议，作了讨论修改，形成正式决定。会上决定，教育学会的恢复筹备工作委托华中师院牵头，华师党委决定由郭抵同志挂帅，董宝良同志具体操办。我被吸收参加教育学会恢复大会中的学术研讨方面的部分筹备工作，向各有关单位发出邀请函件，请他们准备和申报大会发言的题目。

 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湖北省教育学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不久，于1979年元月在汉口航空路“武汉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大会，选举了郭抵同志为会长，董宝良同志为秘书长，还选举了林宪章等几位副会长，张冠年等几位副秘书长；还有何为、卢世章等十几位常务理事和理事，宣布正式恢复组织，重新开展学术活动，从此走上了新的繁荣发展的道路。

      （刘芹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