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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的“遗产”
 


大学校长的“遗产”
程斯辉 江俊伟
    大学校长的“遗产”是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创造、卸任之后仍对学校发展产生影响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有“积极遗产”“消极遗产”和“零遗产”三种基本形态。
    校长“是大学的旗帜”,无论是作为大学的行政负责人、法人代表,还是作为大学集体的组织者、言传身教的示范者,校长对大学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生成于校长在任期间,却往往延续至校长离职之后。对于离任校长的这种延续性影响,我们试以“大学校长的遗产”概括之。所谓“大学校长的遗产”,是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创造、卸任之后仍对学校发展产生影响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
    大学校长“遗产”的基本形态
    大学校长卸任后所留下的“遗产”,依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可分为“积极遗产”“消极遗产”和“零遗产”三种基本形态。
    垂范后世的“积极遗产”
    所谓“积极遗产”,是指大学校长卸任以后所留下的能促进学校发展、有助于学校形成办学特色与传统,或使学校具有某种良好社会声誉的“遗产”。而为学校创造了积极“遗产”的校长,也往往被视为该校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并因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被校史所永久铭记。“北大之父”蔡元培,为北京大学留下了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办学理念为核心的思想“遗产”。“南开之父”张伯苓,从“将学校作成一法制学校,总不使一人之去留影响于学校”的观点出发,为南开大学留下了教学管理、财务后勤管理等一系列完备而严谨的制度“遗产”。“复旦保姆”李登辉,以抗战时期在沪的“三不”即“不与敌伪来往,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可停办”的办学方针维护了百年复旦的清誉,为复旦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以建设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为目标的王世杰,从“将武大造成一个真正的大学,第一个条件,便是完成新校舍的建筑”的观点出发,积极推动了武汉大学早期建设,为武大留下了无愧“中国最美校园之一”之誉的建筑“遗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位成功校长所留下的“遗产”往往绝非单一而是多元丰富的。

    可资镜鉴的“消极遗产”
    与 “积极遗产”相对照的,是一些校长所留下的“消极遗产”。这类“遗产”又可分为“典型形态”与“非典型形态”两类。
    所谓典型形态的“消极遗产”,亦可称为“负面遗产”,是校长卸任后所留下的对于学校后续发展不但不能提供助力反而产生某种不良影响的“遗产”。其具体表现形式各异:或是混乱不堪的制度,或是官僚僵化的作风,或是极端失衡的学科发展结构……关于这类“负面遗产”,近年来为人所熟知的例子是一批“光怪陆离”的校园建筑。这些建筑,有的盲目追求标新立异,实则以丑为美;有的生硬模仿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却与校园整体文化风貌格格不入。这些常被媒体或校友们戏谑的校舍楼群,在主持其建设的校长卸任多年乃至辞世之后,仍旧大煞风景矗立不倒,不但成为“负面遗产”的明证,也为之招来师生及校友们口耳相传的“骂名”。至于极个别因贪污腐化、中饱私囊而锒铛入狱的校长,不仅个人成为校史上的败类,且给学校留下了一笔极端耻辱的“负面遗产”。
    所谓非典型形态的“消极遗产”,与其说是“遗产”,倒不妨称为“遗憾”。其性质,绝不可武断以负面视之。而对校长,更不宜以失败论之。在现实生活中,为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许多大学校长在其任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上任伊始做出的承诺或规划的蓝图。这无论是对校长本人还是学校来说,都成为一种莫大的“遗憾”。前年以来,一篇被称为“校长的遗憾”的演讲稿,在国内教育界广为传播——这就是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教授的离职演说。这位被校友亲切地称为“根叔”的长者,在离职演说中19次提到了“遗憾”。根叔的“遗憾”事涉学科建设、学生培养、学风校纪、教师发展、后勤民生乃至大学的“独立精神和自由表态”、大学的治理结构等不同领域。这类“自揭其短”式的遗憾所展现的,不仅是校长个人的“遗憾”与强烈的责任感,更是其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期许与祝福。虽是一校之“遗憾”,却也可能是整个时代的“遗憾”,其中所隐含的无奈与惆怅,亦启迪有识之士深思之、勉行之。
    毫无作为的“零遗产”
    在一所大学的发展史上,校长们面目各异:有的功勋卓著、名垂校史,有的难施抱负、空余遗恨;有的为学校加分,有的为学校减分;有的留下美誉,有的却留下“骂名”。然而,还有一类校长,既无心追求“美名”,也不愿承担“骂名”,既不敢冒建功立业的风险,也缺乏面对失败的勇气。或长或短的任期之后,他们悄然离开,什么也不曾留下,仿佛他们从不曾来过。这样的校长,似乎是“无害”的。然而,就在他们的“无所作为”中,一所卓越的大学或许就这样磨灭了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一所前途光明的大学或许就这样丧失了最佳的历史发展机遇。“零遗产”,同样应被列入具有警示意义的“反面教材”之列。
    校长“遗产”的生成机理
    “大学校长的遗产”的生成,究竟与哪些因素密切相关?
    限制“遗产”生成的客观因素
    “大学校长的遗产”之生成,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大到时代背景、教育发展氛围、政治经济状况,小到一校之风气优劣,学校之历史传统,校长一人之任期长短,皆在此列。例如,在一国之高等教育创始期、一校之草创期,“校长的遗产”往往集中涌现。作为一所大学的缔造者、开创者或早期执掌者,较之这所大学成熟期的继任者而言,更可能创造出不朽的“遗产”。例如,在被称为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的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李登辉等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群体中,突出涌现出了一批足以垂范后世的“校长的遗产”。又如,现实的教育发展环境、某校特殊的教育文化氛围也同样制约着校长们创造“遗产”的活动。这种情况,在诸多“校长的遗憾”中不时出现。
    决定“遗产”质量的主观因素
    当然,“大学校长的遗产”之生成,除受制于教育发展环境优劣、个人任期长短之类的客观因素外,主要还取决于校长本人的性格品格、胸怀气魄、理想抱负乃至把握机遇的识见、治理学校的能力等主观因素。一般而言,具有开拓之精神、探索之勇气者,拥有对高等教育发展超凡之识见者,往往更易贡献出丰富而积极的“遗产”;而对于学校之发展目光短视、决策失当、管理疏忽者,则往往更可能留下招惹骂名的负面“遗产”;至于任职期间远离改革与创新、毫无丝毫建树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任职期内维持学校基本的运转;在去职之后交出一份“零遗产”的尴尬答卷。
    事实上,对于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而言,给学校留下的积极“遗产”,有的固然是有意为之,也有的则可能仅仅只是个人的“无心之作”。这些“无意”生成的“遗产”,有的是像清华校长梅贻琦那样以“圣人的行为”完成对师生的人格垂范,有的只是一两次讲演、只言片语所施以的春风化雨,却都可能对在校师生和校友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曾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教授有着切身体会:
    我也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出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的怀旧话语。
    诚如是言,校长在任期内“一言一行所体现出的品格、作风”对于师生员工乃至校友们的影响,具有相当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一般表现为师生员工及校友们对离任校长的“怀旧”情绪,也常常可能沉淀为某种形式的“校长的遗产”。而这类大多出于“无心之举”的隐形“遗产”之所以得以生成,则完全依赖校长本人的品格、操守等主观性因素。
     校长的“遗产”责任
    对于被称为“大学的CEO”的校长们来说,“校长的遗产”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它是校长们努力的方向,也是学校赋予校长们的责任。而这份责任,既包括“遗产”的创造,也包括对前任“遗产”的有效继承。
    创造“遗产”的意识与担当
    创造出能够传诸后世、对学校发展产生长远、积极之影响的“遗产”,是大多数校长的愿望。要想实现这一愿望,需要校长本人拥有充分的意识与担当。一方面,明确的“遗产”意识,是校长创造积极“遗产”的内在动力。这种“遗产”意识,具体表现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如,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上任伊始就明确表示:“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另一方面,自觉的“遗产”担当,是校长创造出积极“遗产”的基本保障。这种“遗产”担当,具体表现为校长对于“遗产”的质量、性质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仍以王世杰为例,从其主持国立武汉大学早期校舍营建时所主张的坚固、避免奢华、充分求美术性表现等三大原则,以及对“我们所造房屋,不只用30年、50年,而要有永久性的”目标的强调中,自不难发现他对“遗产”质量的强烈责任感。对于今天的大学校长来说,在创造“遗产”时不妨扪心自问: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否符合教育教学的规律,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继承“遗产”的魄力与眼光
    大学校长所承担的“遗产”责任,不仅是致力于创造“遗产”,还有对前辈校长“遗产”的鉴别与继承。只有这样,那些优秀的“校长的遗产”才有可能真正融入一所大学的生命之中,成为促进学校发展持久而有效的助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之所以能成为北京大学的标志性特征,除蔡元培首创之功外,继任者蒋梦麟、胡适等亦功不可没。蒋梦麟不仅主动继承了蔡元培所留下的思想“遗产”,还一以贯之地将北大精神概括为“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后,也同样明确主张保持蔡氏办学的“自由精神”。在他提出的“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设想中,也不难看出前任蔡、蒋二人办学思想的智慧之光。正是蒋梦麟、胡适等继任校长以谦虚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魄接纳、吸收了前任蔡元培的思想“遗产”,才有了传承百年的北大精神、巍然独存的北大传统。
    无论是对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而言,校长的“遗产”皆非个人之私产,而是一校之公产。作为继任校长,不因人情、面子之私而对前任留下的负面“遗产”视而不见,也不因盲目追求“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人新气象”而对前任留下的优秀“遗产”弃如敝履——这才是一位优秀校长应该拥有的魄力与眼光,也是“校长的遗产”能够传诸后世、光耀校史的切实保障。
    (程斯辉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江俊伟系该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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